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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新年社论:且行且珍重

2017年01月03日 09:06我有话说(0人参与) 来源:英中时报

2016年初,著名华裔调查记者白晓红的一本英文书《白人的愤怒》在英国上市。和她之前的调查报道不同,这本书在华语世界里并没有引起多少注意。然而,恰似一个预言,整个2016年,我们见证了在西方世界里,在不同的国家,主要由愤怒的白人所组成的选民,是如何在政治事件中扭转生态,制造出令整个世界瞠目结舌的政治震荡。在即将到来的2017年,可以预计,这样的愤怒还会继续为欧洲制造风波。

从年初到年尾,还有一个词频频出现在各大媒体的报道中:分裂。在族群内部,在族群之间,在阶级之间,在国家之间。在一年 里,各种各样的事件撕破了互联网时代“地球村”所带来的世界大同、文化融合的幻觉,使 我们意识到,世界的差异、人与人之间的鸿沟,远远超出了想象。

2016:喧哗与骚动  

对于习惯了和平与繁荣的我们这一代人,2016年里西方发达世界的喧哗是我们从未经历过的,也是不寻常的。

从6月23日英国脱欧公投开始,作为现代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发源地,英国社会的分裂从未像现在这样赤裸裸地暴露于全世界的网民当中。同时,这次公投也仿佛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将一直掩盖在和平与繁荣面纱下的现代西方社会内部的危机依次揭开。在接下来的半年中,我们见证了美国选出一位反建制的总统,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勒庞在总统初选中崛起,被视为西方自由主义最后希望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也面临被迫关闭国门的压力。

这一连串的事件令几乎所有西方媒体和知识界感到震惊与忧虑。与以往我们所听说或者看到的危机不同,首先,它似乎不是经济崩溃的直接结果。事实上,在脱欧公投前,英国经济已经从金融危机中恢复,截止2016年6月,英国经济已经连续增长14个月,失业率也降至11年来的最低水平,在人口增加的情况下,失业人数反而处于2008年3-5月以来的最低值。而在美国,大选之前的6到9月,其GDP增长率也达到两年来的最高水平,在11月,其失业率则为2007年8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以上数据来源于trading ecomonics网站)。

同时,这场危机所呈现出来的形式也不同于我们以往常常在媒体上看到的危机景象,譬如,大规模的种族骚乱或者武力冲突。当然,种族与宗教的张力在西方社会从来未曾消解过,它当然也深植于这次危机之中,2016年欧洲发生的恐怖袭击就值得文明社会再三反思。

那么,是什么颠覆了我们对西方发达社会的认知?是谁导致了所谓“西方文明的终结”?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是,在这一系列政治活剧中,走上前台的正是自16世纪就开始主动走出国门向全世界拓殖,并从19世纪开始就主导人类现代文明发展、尽享现代化成就的西方白人。

白人的愤怒

在美国大选中,一个瞩目的现象是,绝大多数美国白人,无论男女,都选择了特朗普。尽管特朗普在选举前被曝出对女性有冒犯举动和言辞,这也并没能拉低他在白人女性中的得票率。根据《独立报》的报道,投票后的民调显示,63%的白人男性投了特朗普,而52%的白人女性也选择了特朗普。这表明,性别问题的影响力在这次大选中被种族问题所覆盖了。而在投票之前的选战中,各家媒体也都观察到,特朗普的竞选集会几乎呈现白人选民一边倒的局面。

在英国脱欧公投中,我们也观察到了类似的现象。在《每日电讯报》事后对选票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越是年长者,越倾向于离开欧盟,越是在工人阶级聚集的地区,选择离开欧盟的比例也越高,而移民占人口比重高的地区则倾向于选择留在欧盟。如果我们再考虑两个事实:此次公投投票率达到1997年以来的最高值(有71.8%的选民站出来投票,高出上一年大选5.7个百分点),以及34岁及以下年轻人投票率极低(18-24岁的选民中只有36%的人参与了投票,25-34的人群投票率只有58%)而45岁以上人群投票率超高(45-54的年龄层投票率达到75%,55-64达到81%,65岁以上人群则达到83%。),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认为,将英国拉离欧盟的主要力量来自于英国中老年白人。

如果再听一听欧洲大陆传来的对难民越来越高的反对声,人们似乎可以毫不费力地断定,种族矛盾如今已是欧美发达社会的主要矛盾,无法调和的种族矛盾才是2016年一系列政治震荡的主要力量。对于这个结论,英国首相特丽莎•梅显然不反对。在9月份正式就任首相以来,她在多个场合的正式演讲都表示:大量移民“使英国不可能构建一个有凝聚力的社会”(10月保守党大会),英国本土民众并没有“许可”他们的社区所发生的变化(11月伦敦金融城市长晚宴)。而为了回应英国“本土”民众的诉求,我们已经看到政府越来越严厉的移民控制措施:减少国际学生数量、收紧工作签证……

然而,种族矛盾(或者移民问题)真的是今天西方社会分裂的根源吗?如果我们回顾历史,会发现,这并不是第一次社会其他矛盾——尤其是阶级矛盾,被以种族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

种族矛盾与阶级矛盾

在1992到1997年,英国埃塞克斯的Basildons地区,当地白人工薪阶层居民曾分别接受了两次有关移民问题的调查。1992年,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认为应该“限制移民”。但在1997年,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人认为应该限制移民,却有超过四分之三的人表示,支持反种族主义立法。牛津大学历史学家萨琳娜•托德(Selina Todd)认为,这一变化与1997年大选前新工党强调教育与失业议题有关,这令Basildons不再将移民视为自己主要关心的问题。而到了2000年之后,当经济发展中的不平等问题日益凸显时,无意解决这一问题的政府开始再次强化种族议题。

这一事实表明,种族矛盾并不是英国社会内在的主要矛盾,它是一个可以被操纵的议题。萨琳娜认为,政府“通过暗示种族而不是阶级才是21世纪英国的最大社会分歧,使自己逃避在解决经济不平等问题上的责任”。

在种族矛盾被推上前台的背后,是英国以及各个发达国家不断扩大的经济不平等。根据英国财政研究所(IFS)的数据,从1979年至2011年,英国的基尼系数一直处于上升阶段,从1979年的0.25升到2007-2008年度的0.36,尽管2008年的金融危机令富人也遭受损失,但基尼系数也依然保持在0.32以上。而这并不是英国独有的现象,美国同样如此。从1974年开始,美国的基尼系数总体就处在上升中,已从1974年的0.37上升到2012年的0.46。

因此,从各个官方统计机构到独立智库,西方世界贫富差距扩大已经是公认事实。这种差距不仅体现于阶级之间,也体现于阶级内部。以美国为例,在最富有的1%的人群中,最最富有的0.1%人群的收入增幅远远超于其他的0.9%。而从1979年至今,最富有的1%人群的收入增幅是最贫穷的20%人群的四倍以上。

造成这种不平等的罪魁是谁?对于广大中下阶层来说,全球化难辞其咎。在全球化的浪潮下,资本和劳动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世界范围内配置,将整个世界拉平,使资本从西流向东,使劳动力从东涌向西。对手握主动权的资本所有者来说,这一切是让人心醉神迷的。资本主义经济在全球化中几乎实现了教科书式的完美均衡,资本所有者的利润得到了无限的最大化。但对每一个受制于资本和移动机会的普通人来说,这种扰动或许是令人恼怒的。因此,相比于看不见摸不着的资本流动,每一个真真实实来到面前的异乡人,都可能变成这种怒气的直接出口。

2013年,华裔作家白晓红在研究英国极右翼政党英格兰护卫联盟(England Defence League,EDL)时发现,极右翼政党得以滋生并壮大的地区往往对应着经济凋敝和失业率增加。在传统的工人阶级社区,随着传统工业如铁路与汽车业的衰落,当大量失业工人只能以零工糊口,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时,找不到发泄渠道的他们会相信右翼媒体的宣传,选择将矛头对准移民,并因此转向极右翼政党。


图源自英媒

在2017年的新年致辞中,首相特丽莎•梅再次呼吁英国的团结,并宣称要在新的一年里全力解决英国社会的分裂。然而,随着脱欧时间表越来越紧张地铺开,在政府的脱欧计划至今尚未明确的阶段,英国政府能有多少资源和精力去整合社会内部的冲突与矛盾?如果社会的分裂态势无法好转,移民们是否会被继续祭为社会矛盾的替罪羊?我们无法确定。

在混乱的2016年过去之后,很遗憾,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继续不确定的2017。在这疑虑重重的气氛中,作为非原住民的我们,唯有保持观察,保持警觉,并继续扩大我们的声音,且行且珍重!

(作者:高健)
标签:华人,新年,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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