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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威斯敏斯特大学中国传媒中心主任戴雨果

2017年06月23日 06:39我有话说(0人参与) 来源:英中时报


五年前的夏天,记者曾与一群中国学生一起到英国访问,在威斯敏斯特大学中国传媒中心暑期课程的第一堂课上,戴雨果教授(Hugo de Burgh就介绍了中国和英国的媒体差异。带队老师说,戴雨果教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中国通”。

2013年,他拍摄的纪录片《你所不知道的西方故事》在央视播出。六集纪录片,分别从饮食、教育、经济、医疗、媒体和政府管理方面分析了西方体制下的很多社会问题。这令人好奇,为什么一个英国人要拍这样一部纪录片?

事实上,戴雨果和威斯敏斯特大学的中国传媒中心,经常出现在中国媒体学术界。在一些有关中国新闻的文献中,一些学者会引用他的研究,讲述中国记者与西方记者的社会职能差异;还有一些学者则在自己的文章中批判戴雨果为中国说太多话。

这一次,当记者再见到他时,是在伦敦肯辛顿区的一个幼儿园Kensington Wade中,他依然和五年前一模一样,看不出任何变化。一见面他就说,“早上出门的时候忘记了今天有采访,所以没有穿西装,会不会太随意不好看?”

采访地点Kensington Wade是一个新建立的中英双语幼儿园。作为董事长,他带领记者参观了整个幼儿园园区。过程中,他很兴奋地说,他希望英国的下一代能更好地和中国沟通。


以下英中时报记者戴雨果的访谈全文。

和中国女孩的恋爱:“人民不喜欢”

英中:我看过一些报道说您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留下了一个并不是很好的印象,当时是什么样的经历?

戴:1972年,我去了中国,那时候我对中国很感兴趣,当时我有一个教授是研究中国历史的。我非常幸运,是帮助工业贸易部门做一个英国工业展览会,我非常激动,因为那时候很少有人去过中国。

去了之后我发现,我们并不是特别能和中国人沟通,他们害怕。哪怕是用中文,很多年轻人一见到外国人和他们说话都会一下子跑开。年轻人如果和外国人说话,很有可能被认定成间谍。那个时候的中国就是这样。然后我很快知道,只有一些老人,他们不在乎,你可以和他们说话,老人们不害怕,比如“老太太”,她们不会让你走开,她们敢和你说话。我觉得是因为,他们经历过历史,经历过那段外国人很多的历史。但是年轻人没有,他们没有见过外国,年轻人们所接受的教育就只是外国人将如何毁灭中国。

还有就是在北京的时候,我有一段很麻烦的经历,我在北京谈了一个女朋友。

那个时候在北京,只有两个外国留学生,现在来看很难想象,而且也不完全算是外国人,因为她们俩都是华侨,是两个加拿大华侨。但是她们虽然长着中国人的脸,却不会说中文。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在友谊宾馆遇到了其中一个女孩儿。因为语言问题,她感觉很孤独,所以她就去了友谊宾馆。我们就开始约会,相处得很好。我们每周都一起骑自行车。那时候她在北大学中文,每周日我们都出去,有时候周中也会出去。我现在都还记得那时候北京的天很蓝,天气很美好。差不多有两个月的时间,我们经常见面。

后来有一天,外交部的人来找我,说:“我们来向你调查一下你的行踪,你和一个中国女孩一连好几周都在一起骑车,人民不喜欢”!然后我说她不是中国人,是加拿大人。确实是,她长着一张中国人的脸,所有人都以为她是中国人,她也穿的很像中国人。所以他们就说,人民不喜欢。但是说真的我不觉得“人民”很介意,因为我们去过一些餐厅,所有人都很友好,虽然他们看到我都很惊讶,尤其是我和一个中国女孩儿。总之,那些调查我的人说,你必须停止和她见面,不然你们俩都会被驱逐出境。那个时代也很难打电话,她住在北大,我只能给她的学院或者宿舍打电话。好不容易通电话时,我告诉她说,刚刚有人来找我,我们如果继续见面就会被驱逐,她回答我说,“我不在乎,我想见你我就见你。”所以我们就和往常一样。两周后,她被驱逐出去了。因为我当时在英国外交部门工作,所以他们不能赶我走,这样会造成外交问题,而她就只是一个学生。很多年之后,她有再次回到中国。当然这一段感情就这样结束了。

英中:那你想念她吗?

戴:恩……我们再也没见过。但是我们有一些共同的朋友,有时候会听到一些她的消息。曾经有段时间很想念吧,很久以前了哈哈!但是那个时候我确实很喜欢她。我们后来通过很多信。

英中:你真的和周恩来总理见过面吗?

戴:是的是的。当时我们是去筹备英国工业展览会,是在北京展览馆举行。有一天晚上,英国驻中国大使过来和我们说,我们要见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人,我们要去见周恩来。当时一起的都是这个公司的老板,那个公司的老板,然后,大使看着我说:“你,是欧洲青年的代表。”就这样,那天,我就变成了欧洲青年的代表。当时,所有会面的代表排成一排,我就站在那一排当中。周恩来从队伍一头走到我面前,我的名牌就挂在胸前,他用法语问我:“你是法国人么?”因为我的名字看起来很像法文。我会说法语,就用法语回答他说:“不是,我是英国人。”然后他又寒暄着问了我一些我做什么之类的问题,整个过程,我们都是握着手的。

英中:我一开始看到你的名字也以为你是法国人,至少是英法混血!

戴:哈哈,我的姓氏确实源自法国,意思是“离开城堡”。


英中:那个时候你在中国待多久?

戴:72年10月到73年4月5月中间往返了几次。

英中:就是因为你的女朋友被驱逐,中国人不敢和你说话,所以这一段记忆就不太美好吗?

戴:其实确实不是一个太好的时代吧!人们不开心,很贫穷,“在政治的夹缝中生存”。

那个时候人们都很好,但是你能感觉到那种气氛很怪异,所以我不喜欢。回家之后我和妈妈说了相关的情况,我妈妈曾经二战之前去过纳粹时期的德国,她说,“你和我说的所有事情就像是纳粹时候的德国”:没有钱,不和外国人说话。

“英国记者不那么‘爱国’”

英中:后来您为什么又对中国重新拾起兴趣?

戴:后来我做了几年的记者,诺丁汉大学找我帮忙去建立广播新闻中心,当时一起的有一个很好的美国教授,她知道我对中国很感兴趣,就问我说,和我说说中国的媒体。我说我不了解,估计没人了解。

    在她的建议下,我读博士研究了中国媒体,那是差不多90年代后期了,1996年。我研究的是浙江电视台的新闻和记者。

英中:怎么会在威斯敏斯特建立中国传媒中心?

戴:读完书之后,我就很想建立一个中国传媒中心,让更多的人研究中国媒体。我之前在金史密斯教学,有想过在那里建立。但是那个时候,他们对中国不感兴趣,我就寻求其他的合作方。威斯敏斯特和中国的关系很好,但是没有很多中国学生。校长对中国很感兴趣,对我这个项目也很感兴趣,所以他就让我做。

    2005年,我们就建立了中心,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邀请现任中国传媒大学校长胡正荣来做访问学者,他和我们在一起待了6个月,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有很多中国传媒大学的学生来学习,还有很多老师来做访问学者。就这样一点一点,名声越来越响。

英中:2013年,我看纪录片《你所不了解的西方世界》就很好奇,是央视请您做的还是您自己的想法?

戴:这个其实是因为,我一开始教学的时候接触了很多很“幼稚”的中国学生,他们很喜欢批评中国,觉得西方世界如何如何好。当然作为英国人我很骄傲,但是我也知道我们这个体制有很多问题。我就想写一本有关西方问题的书,联系了一些出版社。孙玉胜(现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听说了这件事,认为可以把这个做成一个纪录片,之后就和央视联系上了,但是他们想要一个英国风格的纪录片,我就在英国找了一个制作公司制作这个纪录片,央视没有参与整个过程。

英中:那为什么在美国拍摄了特别多的内容?

戴:你会发现,很多中国人印象中对西方过誉的事情都是指美国。美国人会吃很多不健康的食物,国立学校教育也有很多问题。这些问题,美国都比英国严重很多。其他的国家也有其他的问题,比如意大利,基础教育很好,大学就不行了。

英中:说到这些社会问题,我就想提到您研究的中国记者“社会职能”的理论,和英国记者具体存在哪些不同?

戴:我总是说,由于历史背景原因,中国和英国的记者所有的社会职能是有很大区别的。

总体来说,中国记者更具有建设性,中国社会的“大同”观念很强,所以价值观上的矛盾并不多;英国记者很有对抗意识,他们认为记者的天职就是批评、破坏、颠覆。

你知道在英国议会里面专门设有媒体的职位,他们想尽一切方法批评政府,质疑政府。这种颠覆对抗式的体制贯穿整个英美社会。

中国就很不同,记者也会质疑批评,但是更多地,帮助中国社会整体变得更好。不是说他们没有批判性,而是他们的批判是为了社会更好的发展。就像早期梁启超这些人,他们很具有批评性思维,但总是从积极的一方面,他们的目的是让整个社会变得更好。

英国的记者认为他们唯一的职责就是找寻他们所认为的真相,有的时候对国家很有破坏性。中国记者也会批评政府,但是他们会很小心谨慎,不会对国家造成破坏。

英中:那新闻自由呢?

戴:不同阶段吧。80年代开始相比六七十年代就好了太多太多了,90年代新闻调查这些节目都很好,而且我相信会越来越好的。

英国媒体和记者的习惯确实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更多的问题,就像最近格伦菲尔塔大楼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每一个人都在质问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但是其他的很多问题,比如是否应该向阿拉伯国家售卖武器这样的问题,媒体总会站在道德制高点说,不能卖。当然这代表了一种观点。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是,这样一概而论,他们就没有想过我们不卖自有人卖,那英国公司破产,英国人失业又怎么办?某种程度上来说,英国记者就不那么“爱国”了吧。

总是为中国政府说话?

英中:有些人说你总是为中国,为中国政府说话,你自己有听过这些言论吗?

戴:哈哈!我只是不想无端地指责中国,我想分开地看。太多美国人,政治家也好,记者也好,都会无端地指责中国。《星期天时报》的记者迈克尔·谢里丹笔下的中国完全消极,一点点好的方面都没有。有些是对的,但是总体来说太夸张。

    我看得到中国的发展和变化,这些发展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我去过70年代的中国,我见过吃的不好穿的不好,排长队用票买东西的时代,商店里也没有什么东西。之后“实事求是”来了,意识形态不再重要,大众的思维发生了变化,生活越来越好了,经济发展飞速,过去三十年太成功。中国的小说里,莫言的小说,还有《活着》,你都能看到以前人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所以我90年代再去中国的时候,看到大家去唱KTV,穿得很时髦,我觉得非常开心。

在访谈最后,记者注意到旁边书架上的语法书,对戴雨果的这家幼儿园产生了兴趣。作为大学教授的戴雨果,为什么要创办这样一间双语幼儿园?

戴雨果说,其实这个是他一直很想做的东西。

“你知道在美国,类似的双语学校有200多家,但是在英国却一家都没有。很多人现在对中国感兴趣,想要把孩子送到这样的双语学校。我希望英国更多的年轻一代会说中文,这样他们就可以更好的和中国沟通,不会有我一开始那样的语言障碍。
这个幼儿园从3岁开始13岁去小学之前,我们会用中文和英文同时教学,每一门课都是双语。如果这个学校成功,我们会在更多的地方建立同样的学校,在一带一路沿线建立更多的学校,也是符合趋势的吧! 

(作者:王冬蕾)
标签:中英,学校,年轻人说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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