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黑车”司机用刀捅死了交通行政执法大队招募引诱他犯罪的“钩子”，这起事件背后是两个底层弱势群体——黑车司机和钩子的恩怨故事。抓住一辆黑车，在上海至少罚款一万。每个钩子“引诱”一辆黑车能得到五百元不等的费用。那些下岗的、外来的、生活窘迫的人们被迫开起了黑车，在金钱诱惑下，同样来自下层的人当起了这个“诱饵”。
中年男乘客就拔钥匙，院墙内随即跑出了十几个人，有保安、警察，苏飞被卡住脖子拉了出来。那一天，他直接跪下了：“一家人都等着我养活。求你们了。”
一个执法人员抓着雷的头发，一把把他提上车。他在车上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她拔我钥匙，我还以为她抢车。
她的死，让周边乡镇的黑车司机们拍手称快，也使南桥一带的抓车行动一度暂停，苏飞说：“如果永远没有钩子该有多好。”
头桥社区，3月7日，上午11点多
在头桥司机们后来的说法里，在命案中丧生的女人是从头桥中路走过来的。而新寺的众多黑车司机和村民则从不同的渠道，几乎一口断定：她就是那个新寺的湖南女人，至少她们有共同的特征：黑衣、长发、钩子。
按照罗雄的解读，抓车的当天，钩子和执法人员各自坐车同去目的地，执法车停在事先选好的地点隐蔽，另有交通警察在附近照应，然后把钩子放出去。
那个女人从头桥中路走过来，走过一座桥，就会看到码头上那些或绿或红或白的奇瑞、面包、奥拓。
和上海郊区大多小镇一样，头桥黑车司机和钩子积怨甚深。他们把和钩子的斗争比作“猫鼠游戏”，钩子神出鬼没，有时披着白布，冒充家里死了人；有时吊着盐水，有时装成夫妻吵架，有时挺着大肚子，让他们防不胜防。码头上的司机十有八九被钩过，近则钩到南桥、奉城，远则南汇、浦东、青浦，甚至江浙等地。被钩的痛苦大体一致，中招的方式各有不同。
从镇农业公司内退的老魏栽在熟人关系上。去年，一个三十七八岁的陌生男子要上青浦。老魏不想去，男人说：“爷叔，讲讲都认识的。镇供销社的张书记，是我表哥。”老魏试探他：“你表哥家有几个孩子？”“两个，大的有些呆头呆脑，小的在县中学教书。”老魏认识张书记，见对方滴水不漏，又问他到青浦去干什么。男人说有个同学从监狱里出来了，去接他。老魏就信了。
安徽人郭俊的第一次是栽在“好心”上。2006年3月20日晚上10点多，天还下着雨，码头上来了浑身酒气的男人，要去30多公里外的邬桥。郭俊不想去，男人说：“你不要怕，我不是钩子。我本来在这里吃酒的，家里有事，老婆让我赶紧回去。”
“人啊不能做好事。”郭俊后来想起那个钩子就会说。当晚11点到了目的地，郭俊让男人下车，男人央求再往小路上送一程。雨夜的小路没有灯，郭俊有点怕，但经不住男人再三央求，就心软了。车子拐上了小路，对面来了一辆车子，车速慢下来时，男人突然把他往座位上一扑，拔下钥匙就跑了。郭俊以为遇到了抢劫的，抓起起子下了车。黑暗的雨中，几个男人围了上来：不要反抗，我们是执法的。郭俊才看清楚对方穿着制服。
45岁的周老二，驾龄十六七年，2004年开黑车以来，就以四次被钩纪录成为码头上的老二。至今，他的奥拓还在南汇关着。
那辆奥拓，2004年8月25日上牌，8月30日就被钩走了。那天早上6点，一个30岁男人带着小孩要去松江。周老二不敢去。男人先把孩子送到了头桥医院，这下周老二放心了。车子开到松浦大桥下面，拐进一条小路，前面一车直冲过来，他还在纳闷：这个人怎么开的车。男乘客把钥匙一拔就下去了。
第二次是2005年1月，去闵行永南路。停车时，男乘客递过来一张100元，正找钱时，那个人说，你不用找钱了，你看看外面。那是在一个工厂门口，外面不知什么时候站满了警察。
第三次是2007年1月，一男一女去南汇，一路上吵个不停，一直吵到北宋村的厂门口，让他开进去。周老二不肯，男人伸出手就抓钥匙，周老二把油门一轰，强行拉到倒挡，这时一辆车子冲出大门，把面包车堵住了。后来他明白了一个道理：真正的夫妻，在外人面前是不会吵架的。
第四次是2007年8月，去南汇坦直，一个60多岁的老头带着30岁的侄女，一路上都在说离婚。车子开近一条小路时，老头说：阿拉年纪大了，辛苦你送进去。周老二心一软，把车开了进去，结果就出不来了。“闵行1万，松江1万，南汇第一次1万，第二次两万。南汇最狠。最后老婆也跑掉了，儿子判给了老婆，今年上高三了。”周老二似乎是个潇洒的人，西装便服，头发梳得光光的，在码头上说起从前，就仿佛是别人的事情。
但是，随着每一次被钩，黑车司机对钩子的恨似乎就增添一分。司机们说：“见到钩子，打也打死了。”2007年夏天，两个30多岁的女人在头桥的菜市场附近被人认了出来。消息传到黑车码头，司机们生意也不做了，跑去围堵。钩子急忙用手机拨110，警车来到把她们接走，司机们开车去追却没追上。这是他们最近的一次追捕钩子行动。
大概在11点多，黑衣女子一步步走进了码头，一个对钩子充满了仇恨的地方。
头桥黑车码头，3月7日，上午11：30左右
黑衣女人在镇标后面的停车位选了一辆银灰色奇瑞，车牌号“苏E8J410”。
车主是一个有些内向和善的矮个年轻人。其后数日，他的人生经历一再出现在报纸上：雷庆文，安徽霍邱人，21岁。13岁那年，他上完小学从安徽来到上海，跟着父母在南汇种菜卖菜。卖菜的日子，一家人凌晨1点半就要起床，然后装菜上车。车子开两个多小时到上海，雷家的摊位在普陀区龙泉市场。
那辆车子是2006年买的，车价6.8万元，借了3万多。雷家说，车子是卖菜用的。雷庆文也去拉客，这年4月，车子第一次被钩走，很长时间内，他不敢出去开车，但后来还是开出去了。他想着：到年底多少有了几个钱，卖了车，供弟弟上学。他也想着结婚。他有个学习不错的弟弟，在老家读初三；还有个感情不错的女朋友，在附近的镇上上班。他不抽烟不喝酒，只喜欢吃水果，因此车上时常放着一把水果刀。出于对钩子的戒心，码头上不少司机，都在车上放着大号起子、螺丝刀等。
码头上当时没人注意到他们是怎样讨价还价的，也无法知道雷庆文因为何故放松了警惕，让一个陌生人上了车。
自从有了钩子，黑车司机们不再轻易相信人，和周围大多数乡镇一样，头桥淳朴的民风受到了挑战，传统乡土熟人社会的行为方式似乎不再适用。很多司机只拉熟客，对陌生人则严加盘查：什么地方人？去那里干什么？他们说，“雷锋死光了”，“好人不能做”。
甚至一些熟客，在这些司机看来都有了不寒而栗的感觉：有的人第一次坐车给钱，第二次给钱，第三次忽然变成了钩子。
而对于钩子来说，上黑车是一项很有技术含量的活。罗雄说，好钩子心理素质要好，反应要灵敏，要会表演，比如怎样利用老人和小孩子做道具，以麻痹司机；比如在不熟悉的地方，司机不拉陌生人，怎么办？这时在马路上装吵架，两个人突然吵起来了，很多人都在看，又突然不知从哪里跑出来两个人，拉住吵架的一方，让另一方“快跑快跑”。装作跑路的钩子，一跑就跑到黑车上，催促司机：“前面一站路，你赶紧跑。”前面的钩子跑了，后面的钩子也装作拉个车子追，结果两辆车都上钩了。
钩子平时的积累也很重要。有时，钩子要到一个镇上摸摸行情，比如认识一些人，拿一些老板的名片，钩车时这些都是重要资料。三两句话下来，司机就放松了警惕。
在罗雄印象中，那个女人钩车的时间不长。按照工作程序，上了车，她应该打开身上的录音笔，从谈价钱开始就开始录音。望风的会马上向执法人员报告：车牌多少，车型什么。如果钩车成功，她下车后，要看看车牌，对着录音笔记录车号、车钱，然后尽快赶到下一个点。当天抓车结束后，她要把录音机的内容拷到U盘交上去。每段录音有个单据号码。这些就是黑车非法营运的证据。
钩一辆车，望风的一般一到两个，包括一个驾驶员，有时晚上车牌看不清楚，驾驶员要开车追上去。钩子一般需要两个，骨干钩子坐在副驾驶位置，用来壮胆的坐在后面。
黑衣女人是一个人上了车。事后罗雄分析，她无非是想多赚点钱。假如钩一辆车奖励500元，她可以拿到两三百元。她只是黑车司机们所说的抓车产业链的一环。
黑车司机处于这个产业链的下端。一辆黑车被抓，早几年罚款三千五千，后来整个上海都是1万元（在被罚司机领到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上，罚款依据是：《上海市出租车汽车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该款内容为：擅自从事出租汽车经营的，由市交通执法总队、区县交通执法机构没收其非法所得，并处二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一个拥有三四十辆黑车的小镇，一年起码要被罚款十几万。此外，司机还要为被抓车子的停车费付钱，各区收费标准不一样，奉贤是每天50元。
据罗雄透露，钩子抓一辆车，宝山的价格是200元，南汇是250元，奉贤600元，其他是500元。奉贤事情多，危险性高。一般抓一辆奖励500元的车，钩子头分给钩子两三百元，剩下的钱，用于吃饭、油费、保险，买录音笔，大头归钩子头所有。一个成熟的钩子能做到既安全又证据充分，月收入少则三五千，多则五六千元；钩子头一年可达十几万；被聘用驾驶黑车到指定地点的司机，其酬劳为半天50元，全天100元，晚上再做，就是150元。
头桥红旗村，3月7日，11：45
红旗村距离黑车码头约一两公里。按事后的推测，雷庆文发动了车子，沿新奉公路右转奉陆路，穿过两侧的民房、工厂、水塘，开到迪桑轿车配件厂时，他会看到一个丁字路口，一条叫红陆路的小马路会闪出来，路右是红马涂装设备有限公司，路左是头桥富丽食品商店。在那一刻，不知道雷庆文有没有注意到陷阱？他是否意识到了自己再一次因为轻信而上钩？那个黑衣女人，是否觉察到了危险在逼近？
半小时前，徐志中便在这里中了埋伏。10点30分左右，一对夫妻模样的男女上了他的车，要去红旗村。两人50多岁，本地口音，女人黑衣，短发，坐副驾驶位，男人坐后排。车子右拐至红陆路时，女人说：就在这里停吧。这时，徐志中发现路左侧停着一辆黑色普桑、一辆白色依维柯。当女乘客问车钱时，普桑突然转弯开了过来，抵住了面包车的尾部，依维柯则封住了它的前路。
徐志中很快被执法人员拉下车，被命令交出手机，然后被带上依维柯，车子向前开进了一个僻静的弄堂，他被带上了停在这里的大客车。在大客车上，执法人员给他填写了盖有上海市奉贤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印章的处理告知书、暂扣扣押物品凭评。不到10分钟，他看到又上来一个被抓者，10分钟后，又是一个。
那个黑衣女人坐的是第四辆。头桥富丽食品商店老板朱海荣目睹了全过程，“车子是11点45分开过来的。”他说。
做钩子是一项非常危险的行业，罗雄做钩子5年，最后还是退出了江湖。知情人透露，曾经有人找到他的家，把他的家人打了一顿，后来他搬过一次。他手下的钩子，也曾有人被绑架。
与钩车身份暴露的危险相比，现场操作的危险系数更高更直接。但罗雄认为，钩子的活如果说危险，那是因为操作不来。在钩车过程中，停车时如何拔钥匙、控制住车子，是最后关键的一环。
一个熟练的钩子，对此会很有心得：拔钥匙的时候，不要正面硬拔，如果你坐在副驾驶位，只要把司机往外一挤，或者把司机座位下的拉手一拉，座位往后一倒，驾驶员就到后面去了。
执法人员没出来的时候，要慢慢掏钱，或者拿出100元，让他找，还要学会拖延时间，“哎，师傅，你找的这个钞票是假的。”
或者上车时，故意拿个包放在后面，停车时，在座位上探出身子去拿包，脚就悄悄踩在刹车挡上了；坐在后排也不要紧，快下车时，突然叫一声，“哎呀呀，那边撞车了。”黑车司机回头看的一瞬间，就把车钥匙拔下来了。
但那天，黑衣女子的最后钩车进程显然并不顺利。
朱海荣看见，银灰色的奇瑞开过丁字路，到了一根电线杆前时，红陆路上开过了一辆普桑，奉陆路前面又来了一辆依维柯，一前一后把它夹住了。但是，奇瑞的车门始终不肯打开，三个执法人员开始用铁管砸玻璃，然后把那个小伙子拉了出来，从另一侧拖出一个黑衣女子，已经一动不动了。
12点多一点，上海超申木器制品厂的小施，听到弄堂外面有人喊叫，就和工友们跑出来看热闹。此前，他们已注意到弄堂里停着一辆大客车。小施赶过去时，看到一个女人被从轿车里拉出来，长头发，黑色毛线衫，手里紧紧抓着100元钱，鲜血染红了票面。一个执法人员捂住她的胸口，另一只手掏出手机打电话。围观的村民，没有一人上前帮忙。
事后，有钩子头分析，她死在没有经验上，前后两辆车的时间没有处理好。
她被紧急送进医院，载她的司机则被带走。早几分钟被抓的郭俊看见他上了大客车：一个执法人员抓着雷的头发，一把把他提上车。这个1.65米的瘦小伙子，右脸上肿起一个包，鼻子上有血迹，左手捂着头部，有血渗出来，浑身在颤抖。10分钟后，他被警察带走，他在车上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她拔我钥匙，我还以为她抢车。
这些都是黑衣女子所不知道的。被送进几公里外的奉城医院时，她已经没了心跳和血压，面呈青紫色，只有皮肤尚有余温。
在医院随后开出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上，她叫陈素军，职业：民工；已婚；死亡日期：2008年3月7日12：15；发病到死亡的大概时间间隔：15分钟；直接死亡原因：a颈胸部大血管破裂或气管断裂可能，b颈胸部刀刺伤。出生日期、身份证号码、常住户口均为空白。两天后，《东方早报》报道称，奉贤区建设交通委一位副主任在接受相关媒体采访时表示，她是“一名从事举报的协查人员”。这个关于其身份认定的说法让一些黑车司机不快，在他们看来，协查人员应该是国家正式工作人员，而钩子则是社会闲散人员。
3月13日，这个名字出现在奉贤殡仪馆的遗体告别编号登记上：陈素军，33岁，湖南人，盒价6000元。而她是不是新寺的那个湖南女人，就此成谜。
其后的几天，她的名字以及这起命案，从上海扩散到了全国。在北京两会会场，多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表示，“钓鱼”不好，容易激化矛盾。
她的死，让周边乡镇的黑车司机们拍手称快，也使南桥一带的抓车行动一度暂停。苏飞说：“如果永远没有钩子该有多好。”她死后的12天，奉贤交通部门还在沉默，头桥的黑车司机们在担心秋后算账，南桥黑车司机风传又要抓车了。这一天，苏飞在易初莲花认出了一个让他刻骨铭心的乘客，那个左嘴巴上两颗痣的嘉定钩子，又来了。（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