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黑车”司机用刀捅死了交通行政执法大队招募引诱他犯罪的“钩子”，这起事件背后是两个底层弱势群体——黑车司机和钩子的恩怨故事。抓住一辆黑车，在上海至少罚款一万。每个钩子“引诱”一辆黑车能得到五百元不等的费用。那些下岗的、外来的、生活窘迫的人们被迫开起了黑车，在金钱诱惑下，同样来自下层的人当起了这个“诱饵”。
中年男乘客就拔钥匙，院墙内随即跑出了十几个人，有保安、警察，苏飞被卡住脖子拉了出来。那一天，他直接跪下了：“一家人都等着我养活。求你们了。”
一个执法人员抓着雷的头发，一把把他提上车。他在车上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她拔我钥匙，我还以为她抢车。
她的死，让周边乡镇的黑车司机们拍手称快，也使南桥一带的抓车行动一度暂停，苏飞说：“如果永远没有钩子该有多好。”
上海奉贤区头桥社区花厅村，3月7日，凌晨3点
徐志中习惯了在凌晨3点多开车出门。这是个浓眉、中等个头的中年人，穿着灰色西装，头发有点凌乱。
乡间的公路上，车窗外一片漆黑，五菱兴旺面包车载着他和妻子，以及三编织袋的卷心菜、豆苗和菠菜。十多分钟后，他们到了头桥红绿灯处的公交车站。
4点多，徐志中把妻子和菜，送上了开往浦东北蔡镇的塘四线。尽管去年以来物价上涨得厉害，但徐家给出的菜价并不高：荠菜2元，卷心菜1元。每个月，卖菜只能带给他们1000多元的收入。
他有一个儿子，正在天津上大学，每年要付出6000元的学费和七八千元的生活费，2003年，橡胶厂倒闭导致了他失业，此后徐家的日子一直不宽裕，但他仍然咬牙坚持着。去年12月，他借了3万元买了五菱面包车，用来卖菜。
送走妻子，徐志中回到家，又上床睡了一会。
他再次出现在头桥，已是上午10点。这时，他是一个黑车司机了。他把车停在上海胜利五金百货店前的车位上。这里是头桥社区的中心区域，钢质镇标雕塑前，新奉公路分开两侧低矮的楼房喧嚣南下；镇标后面头桥东路两侧，或绿或红或白的奇瑞QQ、五菱面包车和奥拓，像甲虫一样趴在那里。
这是徐志中开始黑车司机生涯的第三天。他并不认识多少人，但已经摸清了黑车码头的大概情况。头桥约有四五十个黑车司机，其中外地人占六成，多为青壮年；本地人占四成，和他一样，多为失业人员和失地农民，年纪多在“4050”范围内。像上海郊县其他小镇一样，头桥的黑车出现在1990年代。随着上海城市结构的巨大变化，流动人员的急剧增加，交通线路和运力的相对不足，给黑车的形成提供了市场和空间。
黑车码头这一天平静如常。司机们有的在车里睡觉，有的在聊天，打量路人时眼中间或闪过一丝警惕。他们有一群像影子般出没的对手钩子，也即那种引诱黑车司机从事非法营运的举报协查人员。钩子们化身千万，令人防不胜防，在头桥，黑车司机大都有被钩的惨痛经历。
徐志中没有料到，入行才两天的他半个小时后就不幸遭遇了传说中的钩子；而在这一天上海市奉贤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开展的整治行动中，一个比他更不幸的黑车司机雷庆文，惊惶中刺死了一个女钩子。
头桥20公里外的新寺社区，3月7日，8点
一个高个长发女人从骑塘村一组那条发白的小路走了过来。她穿过喧嚣的沪杭公路，拐进新北路叫车。在她身后是骑塘村一排排两层的房子，房子间小块的菜地绿意盎然，瘦小的河沟留有江南水乡的旧影，更多的土地则被工厂占了去。由此向北6公里，是上海奉贤区政府所在地南桥，再往北40多公里，便是上海市区。
三四百米长的寺中路和与之垂直的新北路，像骨架一样撑起了新寺。这里集中了二三十辆黑车：寺中路靠近新林路口，外地人的车一字排开；新北路的邮局、杂货铺旁，则停着本地人的面包车和奇瑞QQ。
新北路的司机们大都认识这个来自湖南的黑衣女人。在他们的印象中，她经常穿过沪杭公路，走过新北路、寺中路，到新林路的菜市场去买菜。她很长时间没有固定工作，有一个外甥女在饭店打工，丈夫在老家。
她曾开过理发店。那是三间白墙的平房，在新寺以东两公里外的北宅村七组，门前油菜花开，周围是三三两两的房屋，十几米处是呼啸的环城东路，再过去是一片现代化的厂房。附近的房客说，理发店大概是2007年五六月份开的，但没等到过年就关了。
在司机大老黑（化名）眼里，她30多岁，高个，皮肤有点黑，喜欢穿黑色羊毛衫或风衣配牛仔裤，头发稍长，背个小包。大老黑回忆说，去年有一次他去天津，这个女人还打来电话，说理发店来了几个小姐，让他过去玩。
通常情况下，很多司机都不愿意载她。新寺的黑车司机都知道她是钩子，这是一个让黑车司机恨之入骨、一般村民不齿的名字。
新寺就是钩子之乡。新北路的司机有时会这样半开玩笑地说。在这个社区，平时就有钩子公然在街上走来走去，钩子头小三也时常出现在新北路，开着福建牌照的黑色轿车，有时还顺带做做黑车生意。但他来的时候，黑车司机们没人和他打招呼。
新寺的司机已经记不清什么时候开始有了钩子。罗雄（化名）是附近的前钩子头，他开过黑车，7年前被招安为钩子，一两年后成了钩子头。
在他的印象里，几乎在1992年或1993年、上海开始打击黑车时钩子就出现了。那时是警方自己当钩子。后来，随着打击黑车力度的增大，才出现了民间钩子。
在一些黑车司机印象里，民间钩子数量激增是在2006年。那一年，上海把“整顿非法营运市场”列入了“十件大事”。7月10日，上海首部打击“黑车”法规——《上海市查处车辆非法客运规定》实施，明确规定在查处非法营运时，现场笔录、录音、录像等可作为证据。上海市部分区县交通执法部门还推出了奖励举报制度，如闵行区规定在查处“黑车”时，凡乘客提供有效证据，每辆次奖励500元。当年，在越来越多的职业半职业举报人、协查人协助下，上海查处黑车数量剧增，达到了2.2万多辆次，是2005年的3倍。经受了严厉打击的黑车，也基本上从上海市区撤退，但仍然集中于城郊接合部和交通不便的乡镇。
罗雄回忆，最多时他手下有20多个来自上海各区的钩子，本地人和外地人各占一半；钩子年龄一般在三四十岁，年长者四五十岁，有工作者和无业者各占一半。做钩子的门槛不高，但不可以有伤、有残疾。
具体到这个女子是什么时候开始做钩子的，司机们并不知情。但人们谈论起她时，总是提起小三。他们的搭子（情人）关系，在新寺路人皆知。
知情人透露，新寺有四大钩子头，小三为其一，早年坐过牢，打过工，开过黑车，后来做了钩子头。另一个叫甲勾的钩子头，做钩子十几年，传说家产百万以上。但做钩子并不是新寺的特产，南桥中心城区还有三大钩子头，每人各有10多名手下。
在多名司机的记忆里，3月7日早晨8点，那个湖南女人来到新北路叫车，要去南桥。她先是找了一辆奥拓，但奥拓车主不愿意去。
在新寺，黑车司机与钩子的关系，极其微妙。在黑车司机看来，钩子多半是混世道的，伤天害理。钩子来坐车时，司机们往往会说没有空。但钩子又是得罪不起的，说不准什么时候，他们会叫外地钩子来钩车。
新寺的黑车司机十有八九被钩过，甚至一些被钩子头叫去放过钩子的、受执法部门聘用开过车的，也不例外。他们有时还会遇到外来钩子敲竹杠，有时又不得不借助本地钩子，早点把被钩的车子取回来。
那天，那个湖南女人最后坐上了一辆客货两用车，前往南桥。
这一天，在40多公里外的上海，近千名各界妇女聚会上海展览中心，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98周年。当天的《解放日报》报道了一则消息：“非法载客”被扣车的市民陈先生，要求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返还车辆的诉请，被法院一审驳回。
此后，新寺的黑车司机们再也没有见过她。
南桥，奉贤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3月7日
新寺司机推测，那个女子到南桥去，是和其他钩子会合，然后前往头桥。
南桥沪杭公路2181号，是奉贤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所在地，该部门负责全区车辆非法客运的督查工作。钩子头透露，在奉贤区，打击黑车的指令主要是从这里发出，通过各个钩子头，直达钩子处。
关于那个女子当天在南桥的活动，钩子们和执法人员怎样出发，由于交通和公安部门此后的沉默，已经难以查证。但曾经当过钩子头的罗雄，还是透露了一些具体的过程：
每当执法大队有抓车任务时，先确定好对哪个地段进行打击，然后由钩子头带着钩子，坐车前去踩点，再由钩子头和执法人员商定具体地点，一般是隔天就把地点确定好。最多的时候，一天要安排五六个点，抓三十几辆车。五一、春节、国庆等节日都有重大行动，是钩子比较忙的时候。有时一个区的黑车太多了，就要请其他区的钩子来抓。”
钩子和执法部门之间是一种松散的关系。罗雄说，执法部门知道大多数钩子的名字，对于骨干钩子，则将其身份证复印件存档。平时，钩子头通过电话管理他们，按月去给他们领钱，买保险。
在整个抓车过程中，除了执法人员、钩子，还有另外一些受聘开车的司机。
奉贤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以东数公里处，环城东路××号是上海××运输交易市场。在过去的一年里，每当有抓车任务，新寺的黑车司机马平（化名），就会和五六个同行提前到这里报到，然后有辆普桑把他们送到抓车现场。每抓一辆车，马平们按指定的路线，把车开到南亭路×××号的停车场仓库，然后再乘普桑到下一个地点。
在马平的印象里，抓车的任务很是紧张。上午抓好，吃好中饭，下午再抓，有时晚上也抓。一般一天抓车四五十辆，最多时抓10个点也不止。他到过南桥、庄行、新寺、星海、光明、奉城、燎原、西渡等周边小镇，去得最多的是奉浦、南桥。奉浦地形复杂，空间很大，人和车隐蔽的地方多，容易让黑车上钩。具体抓车地点，最常去的有修理场、敬老院、学校、液化气站。
南桥，2006至2008年
当天的抓车地点在头桥，如果从奉贤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出发，沿着南奉公路，会经过一个叫易初莲花的大型超市。超市旁边的正环路上，停着七八辆黑车。江苏人苏飞（化名）的面包车就停在这里。
那个女子前往钩车途中的心情，目前难以查证。而他们的每一次出动，事实上都会改变一些人的生活甚至命运，尽管钩子们多半不会考虑到这一点。罗雄第一次钩车时，看到别人的车子被抓也没有感觉，反而有一种报复的心理。后来他越做越麻木，“做钩子的，都是黑社会，不是好人，我也是坏人，就是合法抢钱啊。但我不抓车，也有别人来抓车。”他也为自己辩解。
苏飞的命运就是被钩子改变的。
2007年12月以前，他还在工厂上班。一天晚上，他开着公司的面包车送朋友去周浦，回来时迷路了，当向路边一个卖东西的师傅问路时，路边走过来一个男人，问他去不去下沙。苏飞说：我不做生意。这时，卖东西的师傅称，去南桥经过下沙，可以随便带他一下。已经是晚上9点，苏飞觉得那人很可怜，就默认了。然而，当车开到下沙某小区门口时，一下子冲出了十几个人，然后苏飞被带上了一辆大客车，车上还有40多个与他同样不幸的人。
半个月后，他带着公司执照领回了车。此后，他被公司开除，那辆面包车折价1.8万元卖给了他。苏飞欲哭无泪：一家几口人在老家等着他养活，三个孩子，大孩子上大一，二孩子上高二，三孩子上初一，他们一年的学费、生活费要3万元。在上海，和他相依为命的只有那辆车了，苏飞找不到好的工作，只好开起了黑车。
黑车开了两个月，他再次遭遇钩子。那是2008年2月19日，晚上7点，在南郊宾馆，车一停，中年男乘客就拔钥匙，院墙内随即跑出了十几个人，有保安、警察，苏飞被卡住脖子拉了出来。那一天，他直接跪下了：“一家人都等着我养活。求你们了。”
两次被钩，罚款再加上买车，苏飞欠债3万多元。晚上，躺在月租80元的房子里，他经常睡不着，满脑子都是家里的小孩子。
他经常想起以前的工作，那时有洗澡间，有电脑，每月领了工资就很快寄回家。现在苏飞甚至不敢告诉孩子，他们的父亲在上海开黑车。他很想把车卖掉，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很多中介都留有他的名字，然而，工作并不好找。
与他相比，同在正环路拉客的本地人小季要幸运得多。正环路上用路障一分为二，黑车司机的红色QQ、白色面包在这边，墨绿色的出租车在那边，好像划开了黑白两界。
坐在奉贤大众出租车的驾驶位上，小季看着对面时刻警惕的黑车司机，有时会想起从前的黑车生涯。
2006年5月，他的奇瑞QQ在平庄公路上被钩住了，一个星期后，他取出车子卖掉，开起了出租车。出事的前两个月，他已经在学出租车服务卡课程，他再也无法忍受开黑车那种提心吊胆的日子。
在南桥，像小季这样由黑车司机转正的人越来越多。但许多像苏飞这样的外地人，即便心中有这样的愿望，也根本没有这种机会。按照《上海市出租汽车营运资格证件使用管理规定》，出租汽车司机取得《准营证》，须有本市常住户籍、身份证。
使小季心里踏实的是，他不用再担心营运证的问题。在上海，出租车营运证属于政府所有。1996年以来，上海对市内出租车实行总量控制，出租车营运证成为稀缺资源，价格逐年攀升，目前已达40万元左右/辆。
在这种现象的背后，也存在着一个对出租车行业性质认识上的分歧。它到底是公共服务产品，还是私人产品？
据专家分析，中国目前主要存在两种出租车运营模式。一是京沪模式，出租车公司对出租车拥有产权与直接经营权，出租车司机受雇于公司，每月交钱；二是温州、天津模式，即出租车公司把产权出售给司机，司机则挂靠在某个公司名下，每月交纳运营证管理费。
曾有学者指出，京沪模式垄断性太强，导致出租车管理公司的经营收入与利润率过高，驾驶员整日疲于奔命之外，还导致了运行成本相对低廉的黑车大幅增加。这可以说是黑车存在的根源。（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