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世界各大媒体同时惊呼：在环保领域，杀出了一匹“黑马”，这匹“黑马”就是中国。一个常常因环保污染问题被西方媒体揪住“小辫子”的国家，突然由环保领域的“落后生”，成为了“优等生”，成为了“后来居上”的领跑者。
1月8日，中国以国务院办公厅自上而下发布“通知”的形式，要求从6月1日起，在全中国范围内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超薄塑料袋，并对较厚、较耐用的塑料袋实行有偿使用制度，这就是近日被大家热烈讨论的“限塑令”。
以“环保意识强”著称的英国人，尽管早就在讨论“限制塑料袋”的问题，首相布朗也多次口头表示“将在英国全面禁止塑料袋”，但至今仍没有一个全国性的、强制性的政策出台。其他许多欧洲国家尽管也规定了解决“塑料袋问题”的期限，或是订立了相关的意向法案，但与中国政府此次的强硬态度和雷厉风行的行动方式相比较，都逊色不少。
中国此次对塑料袋“揭竿起义”，坚决地举起“环保”的大旗，引得世界各国媒体纷纷高呼要向“中国学习”。加拿大多伦多市市长说：“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走到了我们的前面。”一家西方杂志网站上称：“中国禁止塑料袋、鼓励使用布袋的举动让整个世界为之惊讶。”英国《卫报》12日也刊出一篇题为《中国促进了全球反塑料袋的斗争》的文章，对中国政府的此项举动表示了肯定。
这对广大的海外华人来说，无疑是件欢欣鼓舞的事情。在此之前，西方媒体关于中国在环保领域的报道大多为负面新闻，像“在大英博物馆展出的秦始皇兵马俑被激进环保人士带上口罩”一类新闻，更是令英国华人感到憋闷、不快。现在，中国的“限塑令”走到了世界的前面，自然使得大家一扫“郁闷”、扬眉吐气了一回。
对于中国在环保领域的作为，西方国家和媒体觉得自己之前的估计不可靠了，对“顾之在后，忽焉在前”的中国，他们也觉得自己看不太懂了，更为重要的是，具有如此高效率和行动力的政府也让他们感到了压力。与此同时，对于中国政府的“限塑令”最终能否贯彻，西方媒体也表达了各自的疑虑和质疑。而在中国国内，除了主流媒体对政府此项举动一致拥护和大唱赞歌之外，也有通过互联网发出来的，来自底层民众的争议之声。
当我们仔细观察中国政府此次的“限塑令”和民众的各种声音时，我们发现一切冲突，并非源自“旗帜”的不同，而只是来自逻辑的不同，如果理顺了这个逻辑关系，一切都可能开展。只是，要理顺这个逻辑关系，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和技术的革新自然能有所帮助，但要从根本上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目标，还需要使人摆脱技术的奴役，懂得更为合理、科学地运用技术，实现人对自我和自然的“回归”。
旗帜从未冲突，冲突的是逻辑
在环保问题上的争论并不是旗帜问题，并不像时尚界那样，有人高举“简约主义”的旗帜，立刻就有人高举“反简约主义”的旗帜来颠覆之，过几天说不定又会有人喊出“反反简约主义”的口号。
而在环保领域，“环保”早已成为了全世界唯一正确的“旗帜”，谁如果站在了“反环保”的立场上，谁就将成为“众矢之的”，更不要说举起什么“反环保”的旗帜。
在中国“限塑令”出台后，中国国内的争论之声，显然也不是在“‘环保’还是‘反环保’”的层面进行，所有的人，首先都把“环保”当成了“立场正确”、“政治正确”的前提，所有的人在发表观点之前，都会首先表态说自己是“支持环保的”、“环保是正确的”、“我并不是反对环保”等等。
既然旗帜是一致的，为什么还会有冲突呢？
仔细看来，所有的冲突，不过是官方的逻辑与民间的逻辑出现了冲突，是精英的逻辑与大众的逻辑出现了冲突，也是环保的逻辑与经济的逻辑出现了冲突。
中国政府发出的“限塑令”，从官方和政策制定者的逻辑来看，收费只是手段，目标则是通过经济手段来减少塑料袋的使用，其逻辑是“‘环保’才能不多花钱”；而到了民众这里，无论是“花钱就可以污染论”，还是“富人就能污染论”，其逻辑已经变成了“花钱就能‘不环保’”。
无论是政府的逻辑还是民众的逻辑，似乎都有自己的道理，推理的过程也都没有问题，冲突的根源显然是在“着眼点”上。政府的“着眼点”在“环保”上，而民众的“着眼点”在“钱”上，从不同的“着眼点”推出了不同的逻辑，自然是说不到一起去。要改变这一点，只树立一个“旗帜”是不行的，需要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环保意识的增强以及社会文明的进步，这样才可能让民众将着眼点和注意力从“钱”转移到“环保”问题上来，而在这个基础之上，才能谈论更加崇高的问题。
此次，中国最先以官方的姿态、全国性强制政策的方式树立了“反塑料袋”的“旗帜”，但在“旗帜”之下，官方与民间、精英与大众、环保与经济的逻辑冲突并没有得到解决。许多西方国家之所以在“反塑料袋”的问题上一拖在拖，同样也是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不同的是，他们希望先通过讨论和协商，缓解了逻辑的冲突再来从官方、政策的角度树立起“旗帜”，走的是自下而上的道路。而中国则充分利用了“政府有力”的制度优势，采取的是自上而下地树立起“旗帜”，让“反塑料袋”运动“师出有名”之后，再来解决内部逻辑冲突的做法。
难怪会有其他国家的专家羡慕地说：“中国的优势在于，如果他们决定了做某事，他们就会去做。”
但无论如何，处理逻辑的冲突并不是一件比树立“旗帜”更容易的事情，也不是一个短期就可实现的目标。要从根本上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并不是一场环保运动就可做到的，它需要更为广泛的文化、社会运动的开展。在解决“塑料袋”问题方面，相关配套制度和服务的完善、替代产品的推出和新的环保技术的推出已经足够让我们忙活一阵，而还要让人们从思想境界上做一个真正的“飞跃”，更是任重道远。
“行政法规”只是实现“环保”的一小步，而不是最终保证，甚至，发明新的环保技术和寻找更为先进的替代产品，也都不能真正让我们走出当前的困境。我们所要思考的问题，显然比推出一项新政策、发明一项新技术要多得多、远得多、复杂得多，我们所要寻求的，是一种人反抗技术奴役和“塑料袋文化”的新境界，是一条人“返归”自我和自然的路途。
世界从未被驾驭，是我们被驾驭了
塑料袋的发明，不仅仅是技术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同样也是社会生活领域的大事件。我们使用塑料袋购物的习惯并不是与生俱来，是塑料袋技术和产品造就了我们现在的习惯、驾驭了我们的生活。对于技术和“物”的依赖，让我们迷失了自我，丧失了从容，失去了对大自然的亲近和对世界的尊重。而且，塑料袋不仅仅对对环境造成了污染，它所体现的“塑料袋文化”，同样也是对人类文明的污染。
反塑料袋运动，是一种对“技术奴役”的反抗和颠覆。
为了将麻烦的事情变得简便，人类发明了新技术，而这项新技术发明之后所带来的一系列更为繁琐的事情却是人类始料未及的，反而将事情变得更为复杂。在塑料袋技术发明以前，买菜购物只是一项简单而纯粹的活动，而塑料袋在带给人们便利的同时，却又增加了之后的回收、处理以及污染问题。
我们一度以为我们驾驭了技术，并通过这些技术驾驭了世界，但当我们的文明进步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从来不曾驾驭过世界，反倒是我们自己被驾驭了。我们越是为各种技术及其带来的各种“好处”所吸引，我们越是远离了事物的本质和最初的目的。假如人们能保持最初的“赤子之心”就能看见世界更多的精彩，人与人的关系也会更加地和谐，而社会的发展也是一样，如果在某些方面保持某种程度的本真，保持被技术奴役之前的原初的纯粹与热忱，生活也会变得美好许多。
与此同时，在“塑料袋时代”，简便且不必花精力去维护的东西拥有大量的“拥趸”，人们对即得即用的信息的迷恋远远多过了人们对于厚重书本知识的迷恋，正如同方便廉价的塑料袋取代了布袋和竹篮一般。要在现代社会生存，做一只东闻闻、西嗅嗅却不执着于一处的“狐狸”，似乎远比做一只专心、执着、埋头苦干的“刺猬”要来得轻松。但是，总有一些目标，是人们用轻松的方式实现不了的，总有一些厚重与深度，是人们用漫不经心的态度难以企及的。许多名不符实的“大师”正把轻松的、漫不经心的“塑料袋精神”内化到他们的生活态度、治学态度和工作态度中，这或许就是我们的时代出不了真正的“大师”的原因。
所以，全世界兴起的反塑料袋运动，不仅是一场绿色环保运动，更是是人类文明对“塑料袋文化”和“技术奴役时代”的一次“揭竿起义”。
反技术奴役的号角已然吹响，但我们要真正做到站得更高，游刃有余地驾驭技术，而不被技术所驾驭，还有很长的一段路需要走。我们期待着下一刻，随着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后塑料袋时代”的来临，人们——或者说部分人——的内心深处，能拥有一种经过发展后的“前塑料袋时代”的生活态度和精神，一种超越了“器物层面”的、不被技术所奴役的的新境界。
唯有如此，人类文明或许才能拥有新的深度和希望，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愿望才能真正实现。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重新寻找到那失落已久的、文化视域中的“月牙泉”。
（本报记者：张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