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多年一路走来，她经历过冷清和艰辛，但也看见了风景与繁华。
虽然头顶上就是人类的巍峨文明、厚重历史，但此次采访的着眼点却并非宏大的叙事和深入地读史，也不是站在山脚下去仰望人类文明这座雄奇的高山。此次的采访是一次立意轻松的采访，要去读解的，不是恢宏的历史和文化图景，而只是去读一个“登山”的人，读她在这条人类文明的“登山”之路上经历过的故事、看到过的迤逦景色、万千气象。所以整个访谈没有拘谨和沉重，倒有不少兴之所致、收放自如的乐趣在其中。
我们要读的这个人就是大英博物馆亚洲部副主任Jane Portal。如果你手里有一张Jane Portal的名片，就会发现这个名片的另一面清楚地用中文印着“白珍”两个字，这个中文名字昭示着她与中国文化之间的亲密情缘。
Jane Portal是地地道道的英国人，而她却拥有“白珍”这样一个有纯正中国味道的名字，说起来还有一个典故。
“‘白珍’这个中文名字，不是我自己取的。说起来还有个故事，我在剑桥读书的时候，有一位老师来自北京，她帮我取了这个名字。Jane 在中文中常常被翻译成‘珍’，而Portal的英文发音则与‘白’在古代汉语中的发音相近。所以有了这个名字”，白珍说。
“此外，我可以算是第一个到中国的北京大学学习考古的西方女性。”
提起这个“第一”，白珍显得兴致盎然，其中有种感染人的快活劲儿。这种感染力不是因为这个“第一”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具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而是因为她自己非常的“乐在其中”，是真快乐、真自豪，便让你也感同身受起来。
至道无难 惟嫌拣择
“我1973年作的那个决定（学习中文），是我这一生中曾作过的最好的决定。”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情况和现在世界掀起“中国热”的情况完全不同，在西方，汉语和中国历史文化专业是“冷门”中的“冷门”。如若抱一颗计较功利的心，是不会选择这个专业作为自己的发展方向的。
白珍说：“1973年，我去看了一个在伦敦举行的中国考古展。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展览对我的人生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因为它让我看到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并被其深深的吸引。它彻底改变了我的想法。从那时开始，我决定不学法语而去学习中国语言、文学和历史。所以从1974年开始，我开始在剑桥大学学习中国历史和文学。”
当时的她并没有预料到几十年后中国的巨大发展，也不可能预见到汉语和中国文化会在几十年后的世界掀起热潮，所以她当时做出的选择，完全是被一种求知的热情驱使着。
1974年至1978年，白珍在剑桥大学学习中国历史、文学和汉语，她可以阅读汉语，甚至古代汉语，但她却不会说汉语。
“1979年，我去北京大学学考古的时候，几乎一句中文也不会说”，白珍回忆说，“学习是从1979年到1980年。那时候，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西方对中国的了解非常少，也没有太多的人有这个兴趣去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所以我算是北京大学历史上第一个去学中国考古的西方女性。北京大学当时还没有设立专门的考古系，考古隶属于历史系，称为历史考古专业。当时也没有专门的留学生楼，我就住在北大南门附近的25楼，室友是一个中国女孩。那时，我感觉非常苦、非常紧张，因为我在日常生活中必须学着用中文来交谈，但这也让我学会了说中文。”
现在白珍能用流利的普通话交流，正是得益于那段“被 逼无奈”学习汉语的紧张而充实的生活。
谈起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中国学习考古的生活，白珍依然能记得当时的“艰难”，但却依然觉得那是一段有趣而“难忘”的经历。
“1979年的情况和现在的非常不同，食物、住宿等等一切条件都还比较差。我还记得当时自己骑着自行车从北京大学出发，穿越近半个北京，去到建国门外，我骑这么长的路程，只是为了去买一些酸奶、橙汁，还有巧克力。那时候很多东西都没有，北大也不像现在这样，有专门为外国学生提供的食物和设施。”
这样的一段“辛酸往事”，白珍说起时，竟然也是快乐而饶有兴味的。
“在北京的时候，我遇到了很多令我难忘的老师，让我学到了不少东西。那段时间，我利用周末的时间去游访了北京附近的很多名胜古迹和考古遗址，后来我还去了敦煌，去到长江沿岸考察，让我对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明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我的专业很有帮助。”
完成学业后，白珍并没有停止她的“登山”之路。
“当我选择中国考古专业的时候，我就决定要选择这样一种职业，可以发挥我在这方面的才能，又能够为我继续在这方面的学习和研究提供条件。大英博物馆是一个极好的选择，从1987年至今，我一直在这里工作，这里有西方世界中最丰富的中国文物和艺术品的收藏，这成为吸引我在此处工作的重要原因。在这里，我有机会能够了解到中国历史文化的多个方面，接触到不同种类的收藏，吸收不同的信息。在这里，我学会了区别中国不同朝代的文物，学会了鉴定真品和赝品。类似这样的事情，非常有趣。而且，我们有非常多的来自中国的访客，其中有很多在中国相关领域很重要的人士，我还有机会到中国去选择和组织展览，能够与中国博物馆的同行交流。”
在中国历史、考古和语言方面拥有专长的白珍被委以重任，全面负责中国展厅的工作。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大英博物馆决定要增设韩国展厅，但却没有韩国历史文化方面的专家。于是1994年至1995年，白珍又被派到伦敦大学SOAS（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习韩国文化和历史，现在作为亚洲部主任的她，也负责韩国展厅的工作。
近年来，中国的迅速发展让世界“刮目相看”，更多的人开始研究中国，渴望了解中国，但人们很快意识到，只有了解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明，才有可能了解当代的中国。白珍的事业也迎来了新的高峰，在英中交流的领域中，白珍如鱼得水，中国的文化活动和展览也开始成为了大英博物馆所有项目和活动中的重头戏。
“我非常幸运选择了当时还不被关注的中国语言和历史作为自己的专业，最让我高兴和欣慰的是，中国近几十年来的发展，为我带来了更多的机会，现在不仅大英博物馆，整个英国的许多活动，都和中国有关。可以想象，在未来，这样的机会还会更多，我有更多的空间来发挥我的专长，”白珍笑着说。
我想，能从事自己所热爱的事业本身就是一件快事，无论有没有短期的利益和好处在里面。在那个空寂的大厅，听白珍回顾她的求学生涯，当时当地，佛家的一句偈语始终在我脑海里回旋，直到后来结束采访走出大英博物馆的大门时，依然挥之不去。这个偈语便是“至道无难 惟嫌拣择”。
也许世界上的道路并没有对错之分，一个人的成败也并不完全在于选择的专业和方向，很多人碌碌无为的过一生，大概都是在左右摇摆、犹豫不决、三心二意的拣择中蹉跎了岁月。选择一条路，然后走下去，成为走这条路的人群中的佼佼者，这或许才是真正的成功之路吧。
“误读”好过“不读”
我们的访谈随后开始转向白珍现在所从事的博物馆工作。
对于如何让一个异文化中的历史文物、艺术品在英国这样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展出、传播和让观众接受的问题，白珍认为可以借助西方本来已经熟悉的东西。但她又认为：“熟悉”和“知道”，并不代表是正确的了解，西方人对中国某些方面的“熟悉”，在很大程度上是“误读”，但“误读”未必不是一个契机和了解的起点。
白珍表示：“要解决这个文化差异的东西的确有难度，特别是文字方面，可能不同的中国人会有不同的手写体，东西方宗教哲学也不同。还有一些现实操作上的问题，在一种文化中占重要位置的历史材料，在另外一种文化中却并不重要，所以我们也需要去了解到底那种材料对某种文化是最重要的。比如在西方来看，‘金’这种材料比较重要，雕塑比较重要。而在中国，最重要的是玉器、青铜器、书法作品、水墨画等，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西方人会很难理解，为什么玉器对了解中国历史如此重要，为什么中国人把玉器看得如此重要，因为在西方，玉器并不是最重要的历史材料。”
“到底如何来跨越这种差异和障碍呢？我想你可以通过一些西方人熟悉的东西为中介来传达。如果你走访西方的农家，就会发现瓷器得到了很广泛的引用，而且已经根植于西方人的日常生活。但事实上，这些通过贸易途径从中国出口到英国的瓷器，很多只是为了贸易的需要，专门为西方制作的，与中国国内具有艺术价值的瓷器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还有一些进口自中国的绘画、书法，很多成为了英国人家庭中装饰墙壁的工艺品，但事实上，中国艺术家的绘画、书法、瓷器等等的水平要远远高于这些为出口而制作的货物。所以，我想我们可以通过这些西方人熟悉的东西作为切入口，让他们了解到真正的中国的瓷器、绘画、书法与他们作为日用品的那些物品有哪些差别。比如，我们中国展厅中的中国画展览，有很多西方的游客在此之前一直以为中国的绘画是装饰墙壁的‘壁画’，这显然是一个误解，看了我们的展览和讲解后，会了解到，原来他们一直用来铺设墙壁的‘壁画’，并不是真正的‘中国画’，而且在中国，人们也并不是这样来看待‘中国画’的，从而了解到中国文化艺术的真正样态”，白珍说。
以西方人熟悉却又未必是正确理解的东西为中介来传播文化，的确是一个有效的办法。因为如果有一个“非”在那里，是树立了一个纠正的方向和靶子，有个比较，就容易说清楚“是”。
所以，在白珍看来，文化传播中的“误读”其实并不是最可怕的东西，倒可以说是“正读”的一个起点。最可怕的是“不读”、完全没兴趣去了解，本来无一物，在这个“无物之阵”里，没有靶子可以辩驳，没有“非”，就更无从谈起“是”。
游走于“内”、“外”之间
研究者和大众、“内行”与“外行”的关系应该如何来处理？白珍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谈到了自己的看法。
她说：“如果一个人非常聪明，非常擅长研究，但他不能与公众交流，不能把他的思想和知识与公众分享，让公众受益，这就没有意义。”
白珍认为，博物馆既是一个研究者增进专业知识、做研究的地方，同时也是一个交流和分享他们所掌握的知识和的渠道：“从事研究的人应该和公众分享他们从艺术品中看到的美与思想，传达他们从中获得的愉悦和各种感受。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
“读者研究部门会和我一起来研究如何让普通的观众更好、更容易地接受。我们会尽量用一些短句，不要用过长的词和复杂的结构，让很多没有背景知识的人觉得立刻就能懂得、入门。我们希望游客们能真正地吸收这些信息，所以在努力地减少语言或其他专业知识方面的障碍。现在，我们也试着把展览的资料和目录放在网上，让世界各地的人能够一些分享”，白珍介绍说。
屹立在伦敦繁华地带的大英博物馆，正立面的立柱气势雄伟，将流光溢彩、瞬息万变的都市快节奏生活挡在了外面，无论有多少游客穿梭，那些屹立的建筑、默默地在岁月长河中守望的雕塑，都带给人深邃而静谧的历史沉淀。
那么历史和现实、文化和商业有没有可能统一、结合起来呢？后者又会不会消解前者的意义呢？
白珍表示，通常大英博物馆一个项目的出发点并不是“商业”的，并不是为了“赚钱”，首要的出发点还是在“传播文化和知识”方面，“我现在做的很多工作，是希望中国人和英国人更好地了解彼此”。但如果选取了一个好的题材，加上好的运作，则可以实现二者互相促进，比如由白珍策划主持的“秦始皇兵马俑展”就是一个很成功的例子。
“我最早策划‘秦始皇兵马俑’这个项目，是因为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主题，而且秦始皇帝和他建立的统一的集权制国家，开创了中国此后的统一局面，从此‘统一’成为了中国历史的主线，即使中间有分裂、割据，但最终的趋势都是走向‘统一’。所以我们认为，中国的历史文化如此悠久，要让人们来了解它，‘秦始皇兵马俑’展是一个很好、很重要的入口”，白珍接着说，“我们的出发点是在文化这边，但这个项目最后证明非常成功，无论是从文化传播的角度，还是从商业运作的角度，都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据白珍介绍，在此之前他们预计“秦始皇兵马俑”展能够售出500，000张票，但结果却大大超过了他们的预期。
“现在看来，我们售出的票会超过750，000张，大大超过了我们预期的目标。而且大英博物馆的商店也获得了一些商业利益，仅仅是关于该展览的目录和简介我们就卖出了35，000本，还不用说其他的明信片、兵马俑纪念品等。可以说，这个展览是我们近年来发展的一个高峰。”
谈到其中的经验时，白珍表示：“除了选题好以外，我想我们在展览设计、场所选择、相关组织和市场推广上也做得不错。首先我们的展览选在大厅中央的图书馆，这个场所非常好，环形的大厅，空间很特别。同时，我们的展览有自己的特点，因为我们从西安借来的兵马俑只有20多件，不像西安那边有成百上千的阵势宏伟的兵马俑。所以我们要选择与西安不同的方式来展出，在那里是从上往下整体的看‘阵势’和‘布局’，而我们则是要把每件兵马俑当成一个‘雕塑’作品来展出，游客可以在其中穿行，‘身临其境’，而且兵马俑和游人站在同一个平面和高度上，你可以很近地去观察他们，甚至能看到他们脸上或紧张或高兴或庄严的表情，感受到他们在历史中某个时刻的情绪和故事，这很特别。我们还配上了一些视频影音的设备，增加了效果。同时，我们的市场推广部门也做了很好的宣传，在地铁站、巴士上，甚至英国超级市场的购物袋上都能看见我们的海报和广告。所以最后的成功是各个方面结合的结果。”
一个人要进入一个专业领域，真正做到“入乎其内”已非易事，而要在“入乎其内”之后做到“出乎其外”，站得更高、更全面地去鉴定、品评和研究，甚至于还需要去实现“内”与“外”的转换，把握文化与商业、历史和现实的关系，就更加难上加难。这实在是一门学问，也是一个标尺。
白珍从接触、学习中国语言文化，到成为一个专家，再到为博物馆工作，把象牙塔的知识传递给普罗大众，每一次的角色转换都是一次蜕变，这么多年一路走来，她经历过冷清和艰辛，但也看见了风景与繁华。
“至道无难，惟嫌拣择”是一个偈，也是一种智慧和领悟。它照见的并非缥缈的彼岸，而的的确确是我们每个人的真实人生。
（采访 / 张 雪 叶 声 ； 文 / 张 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