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英中时报》第214期
作为小提琴家，他是在国际比赛中获奖的中国大陆第一人，是梅纽因的唯一私人弟子；作为教授，他培养出了英国首位夺得帕格尼尼小提琴比赛第一名的在校生和皇家音乐学院史上首位百分毕业生（第二位帕格尼尼小提琴比赛第一名宁峰)；他被英国皇室亲授予音乐学院最高荣誉头衔，他的名字一直与世界著名的交响乐团联系在一起。如今，他又从师于指挥大师科林·戴威斯，舞台的最前端，他掌握着整个乐队，手起，音落。
“和乐器打交道毕竟是孤独有限的，和人打交道才充满活力生机，更有意思。”
坐在我面前的胡坤，有着不惑之年的从容淡定。岁月在他依旧年轻的脸上几乎没有留下痕迹，但言谈举止中流露出的优雅与自信却必是源于其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淬炼。即便早过了约定时间，采访仍迟迟不能进行，胡坤也没有表现出丝毫不耐，反而间或开着玩笑，带着蜀地人特有热情和豪爽。
胡坤说，自信是成功的不二法则，他一直坚信自己所选择的道路，并相信自己有能力一直走下去。也许正是这种自信让他在达到小提琴演奏领域的顶峰时，毅然为自己选定了一个全新角色——指挥。
在胡坤看来，艺术是互通的，指挥应该是小提琴演奏的一种延伸。但相对于一个人拉奏四根弦，指挥几百根弦的乐队更有挑战性。
“做指挥，跟乐队练习，跟100多人工作，他们每个人的思维在这一时刻都是不一样的，要怎么团结他们，怎么说服他们接受我的意图，是很有趣也很了不起的事情。”在谈到做指挥的初衷时，胡坤说。“我拉了几十年的琴，都是在和“木头”打交道，毕竟是孤独有限的，和人打交道才充满活力生机，更有意思。”
对于这一选择，胡坤把它比喻成自己生命中设定的一座新的高峰。他说，自己喜欢在达到一个高度后继续向前看，寻找新的高峰，然后不断攀爬。
“指挥”是正在攀爬的一座新的高峰
从“山沟里来的孩子”到“会拉帕格尼尼的四川神童”，再到“轰动赫尔辛基的中国少年”
翻开胡坤的履历，入眼的正是他不断挑战和不断成功的过程。但对于自己的年少成名和诸多“第一”，胡坤只把它们归结为父母、老师和国家为他创造的“机缘”。
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年代，出生于音乐世家的胡坤拿起琴弓似乎是最自然，也是最好的选择。而从四川到北京，从北京到伦敦，胡坤正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破浪而出，创造了历史，也成就了自己人生的三级跳。
胡坤的父亲胡惟民、母亲彭时俊皆是中国四川音乐学院的教授。家庭的熏陶给了年幼的胡坤最初的音乐启蒙。胡坤说，母亲至今还会讲起他初中二年级时的那个傍晚，在洗衣时听到帕格尼尼小提琴协奏曲自儿子指尖流出时的震惊。胡坤的母亲也因此意识到，不能让闭塞的环境埋没了孩子的天分。
于是，年仅13岁的胡坤被送到了北京“见世面”，寄住在母亲一位在中央交响乐团的老师家里。“刚去的时候，大家称我是四川山沟里来的孩子，谁也没把我放在眼里，”胡坤回忆道。“但第二天一练琴，就轰动了，团里的人路过他们家都以为是在放唱片。后来他们家每天晚上都在开音乐会，很多人都是闻讯赶来听我拉琴。大家开始叫我‘会拉帕格尼尼的四川神童’。”
这位四川神童很快就引起了北京多家专业团体的注意。中央广播交响乐团甚至派人带着介绍信坐飞机到四川，希望可以把胡坤招致旗下。但当时胡坤父母的政审材料被学院工宣队拦了下来，使他没能成行。
后来国防科委文工团成立，时任国防部长的张爱萍闻讯后用军令把胡坤从四川调到了北京，做独奏演员。这次进京不仅使胡坤成了当时最小的文艺兵，也为他日后参加西贝柳斯小提琴国际大赛创造了条件。
回忆起第一次出国参赛的经历，胡坤说：“就像国家队出国比赛一样……当时国家给我们专门做了服装、配制了乐器，还有领队，老师带着。”那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第一次派团参加国际小提琴比赛，事先进行了两次南北及全国选拔，而最终获得全国选拔第一名的胡坤至今仍清晰的记得从老首都机场卫星厅登机时的感觉——“就像阿姆斯特朗穿起太空服走向阿波罗火箭完成人类首次登月一样”。
“到了芬兰赫尔辛基，比赛前抽签时根本没有人把中国的团队当回事儿，”胡坤说。“但第一天比赛结束之后，就有观众流着眼泪蜂拥而来向我祝贺。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中国人还可以将莫扎特演奏出东方之美”。最后，当时年仅17岁的胡坤在40多个国家的70多名选手中获得第五名，成为新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在国际小提琴比赛中的获奖者。当地报纸第二天的标题是《轰动了赫尔辛基的中国少年》。
胡坤与父母和妹妹，拍摄于1981年的全家福
父亲的帮助下，胡坤生平第一次拉小提琴
“在我现在的位置，向左可以看到东方的历史底蕴，向右可以看到西方的文化精髓。能够同时汲取它们就是胡坤最独特的东西。”
1984年，胡坤被中央音乐学院选派到瑞士梅纽因国际音乐学院深造，并参加了一系列的国际比赛，连连夺魁。在赢得了巴黎国际梅纽因比赛第一名等奖项之后，他被梅纽因特邀到伦敦，成为其唯一的私人弟子。
提起与梅纽因的师徒渊源，胡坤说自己是“毛遂自荐”。“在获得梅纽因小提琴比赛的大奖后，我对梅纽因大师表示，想成为他的私人学生，跟随他学习，参加他的世界巡演。不久他回信对我说‘将尽所能邀我去伦敦’。”
到伦敦后，胡坤一直跟在梅纽因身边，直到后者1999年去世。“在我心目中，梅纽因是偶像、是英雄。但我并不会失去自己独特的东西，因为我的根在中国。”
旅英多年，东西方文化在胡坤身上都刻下了鲜明的印记。对此，胡坤认为，正是同时接受了两种文化，才让他对音乐有了个人的独特理解和诠释。“就拿小提琴来说，我认为用西方人发明的乐器，表现东方人内向、深沉的感情，恰恰是一种弥补”。
胡坤看来，自己人生前二十几年在中国接受的严格训练和后二十几年在欧洲大陆的文化熏陶，在他的音乐之路上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的音乐教育给了我的坚实的演奏基本功和不输与人的技巧，而在欧洲多年的游历，让我对西方音乐有了更深层次的领悟。”多年来的世界巡演，胡坤几乎走遍了世界的音乐名城。他说：“没到过萨尔茨堡就不可能准确的演绎莫扎特，没到过波恩也就无法领略到贝多芬音乐的灵魂所在。”
娶了法国太太的胡坤对一双混血儿女的教育方式也完全是西方化的。他没有要求子女“继承父业”，“我的儿子弹的是吉他，玩儿的是摇滚而女儿学的是歌唱和戏剧，”胡坤笑着说。
而对于中国、对于故乡，胡坤却一直有着自己的坚持。他至今都没有外国名字，任何资料介绍写的都是hukun，甚至连顺序都没有颠倒。以小提琴家的身份在包括伦敦皇家音乐厅、纽约林肯中心等世界级音乐殿堂演奏过后，胡坤于2005年建立了海外华人的第一个西乐团——胡坤与友。他说：“外国交响乐团对演奏中国的乐曲不感兴趣，所以要在西方演奏中国音乐，我必须要拥有自己的乐团。”
虽然是“摸着石头过河”，虽然要自筹经费，但胡坤对西乐团的前景充满了信心。他说他相信中国的音乐家，相信中国的音乐艺术在世界任何舞台上都可以赢得掌声，获得认同。
“我是中国大陆出去的第一批音乐家。1984年刚到瑞士的时候，房东问我‘中国有汽车吗？’那时候无论到哪儿，我总是西方乐团第一位合作的大陆小提琴独奏演员，排练前人家都是冷眼看待，漫不经心。但自我第一弓下去到排练结束，所有队员都会惊喜的成为我的朋友。外国人看的是实力，只有实力才能改变他们对中国人的旧印象。”
胡坤说，他从来不会认为某一种社会或某一种文化是最好的。东方人的内敛含蓄和西方人的自由外放都是他音乐艺术创造的助力。“在我现在的位置上，向左可以感受到东方的文化底蕴，向右可以看到西方的文化精髓。能够同时汲取它们就是胡坤最独特的东西。”
“坤厚载物，合德无疆”，胡坤学识渊博的外公自《易经》中为他找到了“坤”字为名，是希望他可以如大地般“有容乃大”，有“君子以厚德载物”的胸襟。而站在东西方交汇点上的胡坤，一直在追求的，也正是用他手中的小提琴和指挥棒，演绎出东西方文化融合的交响。
（采访：叶 声李 呐 / 文：李 呐 / 感谢龙裔传媒对本次采访的支持，关于胡坤，请访问 www.huku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