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成名后的魏德圣，依然是一身随意轻松的行头
听魏德圣谈《海角七号》及其它，仿佛把多样的故事、主题、体验与喜悲倒入同一个玻璃杯，七色杂陈，凝溶纠结。而不时出现的精辟之语，又轻松地把这些混杂的色彩萃取还原出来，各自精彩。
一如他在影片与访谈中反复使用的 “彩虹”的意象与“萃取”的隐喻：只需一点酒精、一场喜宴，就可以从“爱情、音乐、梦想等多种元素混杂”的影片中萃取出各种的兴味与意旨，但它们都在一个叫做“包容”的杯子里并存，有乐观也有彼此之间的尊重与彰显，于是成就了一道美丽的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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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是曾经作为“小人物”的魏德圣，还是出名之后的魏德圣，似乎对于“平民的英雄主义”都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结。魏德圣的这种“英雄主义”情结，不仅与“英雄”和“大人物”无关，甚至可以说是对它们的一种反叛与解构。
在新闻发布会之后接受《英中时报》记者采访时，魏德圣进一步表示，“平民的反抗”既可能是平民对生活的反叛，对时代苦闷、爱情压抑与城市生存的“造反”，也可能是他们寻求自我表达、精神自由与灵魂净化的过程。
『彩虹』的隐喻：萃取与包容
在《海角七号》成为台湾史上最卖座华语片之前，魏德圣可以算是一个“城市伤心人”。魏德圣学的不是电影专业，中专念的是机电，在进入影视行业前，卖过保险，做过仓库管理员。后来由电视节目助理而开始进入影视圈，但这么多年，他一直没“红”，拿得出手的经历大概就是：得过一个剧本奖，在杨德昌拍电影《麻将》的时候担任过副导演，给《双瞳》当过策划，还出过一本半自传体的书——《小导演失业日记》。这些经历在很多人眼里甚至还称不上“成就”。所以在很多年里，魏德圣在自己和别人眼里都是一个“小人物”。也因为这样，他的电影剧本写出来，常常找不到人投资，只好搁置。好不容易最终得到一个机会可以把他写的剧本拍成电影《海角七号》，又遇到资金困难、房屋贷款压力、妻子怀孕等一大堆问题，并欠下了三千多万台币的债务。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一直在等待生命中的“彩虹”，就像台湾电影一直在等待一个奇迹。而这一天，终于随着《海角七号》的卖座到来了。
有人看过《海角七号》后，觉得好像有很多的东西放到一切，感觉是一种“混搭”。对此，魏德圣表示，他在里面找到的平衡点，是“包容”。
“在《海角七号》里，我们用音乐、用爱情、用梦想来包装主体结构，但我们真正要传达的内在主体部分，是一种包容。我一再讲彩虹的概念，七个角色有七种颜色，当他们杂乱地混合在一起的时候，是性格强烈的那种，要吃掉别人的那种，就好像我们今天把七种颜色的东西都混在一个杯子里面，就和烂泥一样，什么颜色都不是，又黑又脏又丑，可是中间有一场喜宴，那场喜宴变得很重要，因为里面有酒精，把酒精倒进杯子之后，可以慢慢把这些颜色一个一个萃取还原出来。当他们懂得用自己的颜色去互相尊重的时候，那就是一道美丽的彩虹。化解那些不愉快的事情以后，当彼此能够互相接受、互相包容的时候，那个彩虹的意象就会出现，其实这种东西很符合台湾的社会现象，台湾这个地方就像一个小小的花园，开满了各种颜色、品种的花，外部看到是乱，我们看它有时候也是乱，当这些东西变成是一个互相的彰显以后，其实是一个很漂亮的颜色，什么都有，什么都很丰富，什么都很有生命力。”
平民的英雄主义
《海角七号》一开场，男主角阿嘉（范逸臣饰演）喊出的那句著名的骂台北的粗口，是不是魏德圣自己的心声？他笑着说，没错。但骂过之后，也有化解、包容与乐观。
“台北，我私底下骂好几次了”，他说，“当然我真正想要骂的不是台北，而是‘城市’。因为城市的性格就是，它创造了很多的希望，同时也伤害了很多人的心。十个人进到城市，大概只有一个人能成功，其它的几个人都是被伤透心。这句话放在哪个城市都一样，放在伦敦也一样，放到任何一个城市，都有很多城市里的伤心人。我还记得当《海角七号》在台南放映的时候，这句话一出来，全场鼓掌，这种心情我完全能够理解。”
魏德圣认为，《海角七号》里面传递了小人物想要寻求自我表达和展现自己的一种努力。“一群小人物遇到生活中一大堆不如意，时代的无奈，爱情的压抑，求生的艰难，一定有什么东西压得这些人到了不得不反抗的地步，所以才需要有最后的这一场喜宴，这一种乐观”，魏德圣说。
魏德圣说与《海角七号》相比，他其实更想拍的是《赛德克·巴莱》，但因为资金的问题，当时只有先试着拍成本低一些的《海角七号》，现在《海角七号》赚了钱，才有机会来拍后者。
据介绍，《赛德克·巴莱》讲述的是台湾的“雾社事件”，是台湾的原住民（赛德克族人）抗日的故事。“我想讲的是一个平民的英雄史诗，而不是历史所带出来的一个悲伤的故事，悲壮，而不是悲伤，这一点很重要。这场战斗不仅仅是反抗日本侵略，更是一场求灵魂自由净化的战斗。就好像，当我在反击P36 日本人的战斗中死去，血祭了我的祖灵，我的灵魂会净化。有一天，当我纹了面，通过彩虹桥的尽头，我的祖先会接受我，到那个永远的肥美猎场。这样一场平民求精神自由和灵魂净化的战斗，是全世界的英雄主义最没有去提到的部分，也是全世界的反抗史忽略了的部分”，他说 。
对符号的反叛
魏德圣说自己之前的生活经历对于自己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非电影专业出身的背景，为他带来了摆脱“符号”桎梏的契机。
他说： “我的幸运是没有念电影，所以我没有包袱，可以很简单地去思考故事怎么讲，而不用很多地去思考这个镜头语言，那个镜头语言。因为，我根本不懂镜头语言，所以我就没有这个负担，就单纯从讲故事的角度。这样子拍，这个故事会精彩一点，那样子拍，这个故事会比较好看一点，我不会去符号主导故事，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好的背景。”
谈到与杨德昌一起工作的经历，他认为自己从他那里学到的不是创作模式，而是一种坚持，以及在坚持与妥协之中寻求平衡的过程：“杨德昌，是我入行之后，第一个令我有‘我在做一件事情’感觉的人。因为之前，我刚入行的时候是做电视的连续剧，也拍过几部比较传统模式制作的电影，一直到我到杨导演那边的时候，他才让我觉得是可以把拍电影‘当成一回事’，让我觉得，这是在做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因为他每一个环节，每一个东西，都要求做到精准。”
魏德圣还记得刚刚到杨德昌工作室去学习时的情况。杨德昌知道他不是学电影的，但却得了一个剧本奖，就很好奇地要看他写的剧本。
“他看了之后说：‘你写得很好，能写，但是，还是不要这样子写’，魏德圣回忆说：“他跟我聊天的时候说，很多人跟着他要学电影，他觉得要跟他学电影的人，都头脑有问题。他的意思是说，你自己有头脑，为什么不去开发你自己的头脑，要来开发我的头脑。我有我的生命历史，我有我喜欢的东西，有我交往的朋友和成长环境，你也有不一样的东西。为什么你要来开发我，研究我在想什么，而不去研究你应该想什么东西。那时候，我就觉得，对，我为什么要来学他，我应该学的不是他怎么拍电影，而是在整个过程中去实践、去坚持的那种精神。”
在拍摄《海角七号》过程中，因为资金困难，差一点坚持不下去的时候，魏德圣就对自己说：“杨德昌当时离完工还有八个月的时候就没钱了，而我现在只需要再挺住两个月就能过关。他八个月都能坚持，我两个月都不能，岂不是很丢脸？”
“一部电影的灵魂所在，应该是说，你坚持了什么，你妥协了什么。坚持跟妥协之间，你有没有达到一个平衡”，他说，“我们的前辈建立的那种职业伦理和精神，才是我们真正值得去学习的。”
『我成功了吗？』－这是一个问题
魏德圣说，《海角七号》在台湾上映三周之后，他开始每天晚上坐在阳台上发呆：“在阳台上，喝一杯小酒，头脑里却是一片空白。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魏德圣头脑里“一片空白”的，是《海角七号》在台湾的大热。“就好像人家说，台湾电影多少年来，都在等待一个奇迹，我不敢相信，这个奇迹竟然会是在我自己的身上发生。”
对于《海角七号》的票房，魏德圣最早估计它应该是在三千万至五千万台币之间，但就是这个估计也不断地被人打击，弄到最后他自己都不相信它会破三千万。可是影片在台湾上映三周之后，票房竟然一路飙升，到下片时总票房达到了五亿三千万台币。
2008年9月底的一天，魏德圣在载太太上班的路上，突然问她：“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现在已经是富翁了。” 对于一直“不得志”的魏德圣来说，《海角七号》带来的惊喜是可想而知的。他说，他和妻子从来都没有想过这部片子最后竟然会赚到钱，“本来想说，这辈子大概要规划一下逃亡路线。”但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他的妻子也依然在支持他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选择的道路。
“这是刚开始的那种心情，但到《海角七号》在台湾下片后，我们开始冷静了下来，才去思考‘我成功了吗？’这个问题”，魏德圣说。
在冷静地思考了“我成功了吗”这个问题之后，魏德圣得出了“不，我并没有成功”的答案。
“《海角七号》这个片子可能算是成功了，但并不是我成功了。因为我想要做的事情还没有开始做，而我真正想做的事情，会不会成功，依然是个问题。因为人生常常是‘无心插柳’的状况，无心的东西，反而开了花，越有心要做的事，反而会做不成”，魏德圣说。
此前几年，他为了要拍戏，常常去咖啡馆里写剧本，但剧本却一直找不到投资，拍不成电影，可谓是“有心栽花花不开”。但是在他写剧本写不出来的时候，随手写了不少的日记，最后却出版成了小说，这又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了。“我朋友为了写小说，却出版不了小说。所以人生里面很多这样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担心下一个案子”，魏德圣说。
对于《海角七号》在北京、上海等城市放映时的“人气平平”，魏德圣自己倒觉得“还可以”：“情人节档期我去打听，在大陆影院排名第四，两天的票房是九百三十万人民币，我觉得还可以。”
魏德圣坦言，由于《海角七号》的成功，现在筹资的机会要多一些。但机会多也并不代表真的就“变得容易”了：“因为电影是一个高风险德投资，而且目前台湾德投资环境，也还有一段路要走。所以尽管《海角七号》成功后，很多人开始有兴趣来谈投资，但是当他们知道整个电影的资金结构、拆帐结构是这样的，他们又会退回去。所以你会花很多时间在谈，因为机会变多了，但这并不代表他们真的会投钱出来。”
『本土化』与『国际化』
很多评论者认为，《海角七号》之所以在台湾创造了票房奇迹，在于它成功地将本土化的场景和具有地方色彩的语言运用到了影片中，让很多台湾民众能够从中看到自己，找回熟悉的时代回忆，从而产生认同。但对于台湾以外其它地区的观众来说，这会不会成为一种障碍呢？
谈到西方观众在观看《海角七号》时的问题，他表示：“在西方放映的时候，西方人不懂得闽南语、普通话、日语的区别，在他们听来好像讲的都是同一种语言，可是对台湾的观众来说，电影里面的语言层次是很有趣的，因为不同的语言层次是让这部电影变得很吸引人的部分。我们归纳西方人主要在两个方面提出疑问，一个是刚才提到的语言层次的问题，另一个疑问是‘如果那个男生那么爱那个女生，为什么那个男生非要离开不可’。因为他们不知道东方人对于那个时代的无奈，也不知道东方人在爱情方面的保守与压抑。那是不得已年代，东方人对于感情的压抑，是西方人比较难以理解的。但这些都是难以避免的。”
但他却认为“本土化”的东西其实也并没有很多人想的那么“糟糕”：“为什么好莱坞一直在拓展它的领域，它要的不就是来自不同文化的题材么？例如《百万富翁》，那不也是印度文化的思维和环境创造出来的一个故事吗？”
“跟国际接规这个东西本身是好的，可是一定要抛弃你本真的东西才能够去和国际接规么？如果在不抛弃本身要传递的价值观点的同时，去诠释一个比较国际化的价值，这样的一种结合，就是在坚持和妥协之间的一种平衡。”
“《海角七号》并不是把台湾电影的观众找回来了，它只是证明了台湾电影的观众并没有跑掉。他们之前都去消费好莱坞的电影，没有来看台湾电影。因为之前的台湾电影，给人的感觉好像就是‘艺术片’，要不就是制作粗糙，不需要去影院看，看DVD就可以。《海角七号》照常理来判断，似乎也只需要看DVD就可以了，因为它没有太多的声光效果，可是为什么那么多人要走进戏院看。因为我们忽视了一个特点，那就是一群处于相似文化环境中的人在一个空间里面观影的那种互相渲染的气氛。”
“我觉得慢慢整个台湾电影制度完全工业化了以后，投资商和发行商可以实现结合的时候，这个产业才会起来”，魏德圣表示。
但是，《海角七号》成功之后，台湾的发行商还是在观望，对台湾电影依然没信心。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还在一直洗脑自己，对自己说这只是个特例”，最后，说起台湾电影工业，魏德圣依然是“一声叹息”。
